西乡隆盛听了林逸青的回答，再次陷入到了沉默之中。

正如林逸青所说，他对自己的处境，其实是一清二楚的。

西乡隆盛是下级武士出身，以维新英雄的身份出任陆军大将（当时日本军界独一无二的大将），近卫军统领，参议三项军政要职，可以很明确地说，有名有权，已经是位极人臣，不可能再有更高位置了。日本全国无论贤与不肖，全都知道西乡隆盛的威名。西乡隆盛的二千石俸禄也是维新英雄里面最高的（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每人也才一千八百石）。西乡隆盛身为陆军大将，近卫军统领，名义上全国陆军他都有权调动，连驻扎东京的近卫军，也都归西乡隆盛统率，日本陆军和近卫军将校，也大都是西乡隆盛一手提拔，海军将领事实上他也有权任命，可以说位高权重，哪怕是退下来之后，对日本政局也有着巨大的影响。西乡隆盛按说已经是掌握政权的人中的一个，可偏偏他所坚持的理念，他所维护的人群利益，是跟当时大多数zhèngfu中人的理念，和他们所维护的人群利益格格不入的。西乡隆盛的急进“征韩论”在朝议中的失败，已经很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，而他的愤而出走，也说明了他已经对明治新zhèngfu的一些措施彻底失望，知道自己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，通过他的“参议”身份来求得改变。西乡隆盛的辞职和出走，在当时是件震惊朝野的大事，甚至被称为“明治六年的政变”，导致“西乡有谋反动机”这样的认知在朝野实实在在的存在。紧接着的明治七年，为日本奠定法制基础、曾身为**官、司法卿、因西乡隆盛的“征韩论”未被采纳、也因自己的一些法制理念未获接受而与西乡一起下野的江藤新平，在九州的佐贺（离西乡所在的萨摩鹿儿岛并不远）的3000士族的拥戴下，起而反叛，然而旋即被大久保利通镇压，并以极刑枭首示众，是为“佐贺之乱”。西乡隆盛虽然没有响应江藤新平的反叛，然而，他们的下野原因，拥护人群，居住地点，影响力和身份都是相去不远的。可以说，当时大多数的日本人都会以“佐贺之乱”作为强化“西乡是有谋反动机的”这一观点的根据的。而大久保利通对于江藤新平的断然枭首，也是想要震慑西乡隆盛，西乡隆盛对此心知肚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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